5月18日，集结了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精英的大片《赤壁》(上下)在日本的票房突破100亿日元（合7亿多元人民币）大关，累计入场观众达到820余万人次，创下中国电影在日本的新纪录。

　　藏族姑娘阿兰的成绩，是许多内地歌手近30年在日本苦苦追寻而未得的梦想。

　　抵日初体验

　　“其实当初我不想来日本的。”21岁的阿兰坐在演出后台属于自己的VIP休息室大沙发上，很放松也很健谈。采访安排在中午，刚刚睡醒的她，开始时还有点儿迷糊，但是很快就进入了状态。眼前的阿兰是一个漂亮活泼又很真实的小姑娘，坦诚而直率，完全没有明星的做派，她向记者“透露”自己的口才不好，不习惯接受采访，“我说得不好的地方你们一定帮我删掉。”接着她掰着手指头给记者数，自己到日本将近两年接受中文采访的次数不超过三次，“还是用中文聊天痛快”。

　　在去日本之前，阿兰在国内曾是一支女子乐队组合的成员，也参加过新人歌唱比赛并跟随部队文工团下基层进行慰问演出，但这些“中国经验”到了日本全部失效。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藏族姑娘开始体会什么叫做“职业歌手”。

　　2007年11月，登陆日本三个月后，阿兰推出首张日文单曲《明日赞歌》，正式出道。

　　2008年3月，她推出第二首单曲《一个》，累计卖出1486张CD——在CD销量统计精确到个位的日本，数字说明一切。阿兰很忐忑地问老板：如果唱片销量老是这样子，你会不会“遣送”我回中国？回答是：五六年没问题，但是你要努力。

　　阿兰知道“努力”的含义。她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推出了9首日文单曲和一张个人演唱专辑，若干首中文单曲；每首日文单曲都录制了配合宣传的PV，凌晨三四点就要开始拍摄；按照公司要求，她坚持用日文和中文写博客和歌迷交流；她必须参加大量的电视综艺节目和广播直播节目、大小演唱会、签名售歌活动以及给时尚杂志做模特等方式来聚集人气。

　　这一年多，阿兰不仅在东京、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频繁往来，还跑遍了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基本上日本的每个角落都去过了。经常早上睁开眼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过度的劳累曾让阿兰一度失音。在不得不取消广播直播的时候，她急得哭了。

　　比起工作的忙碌来，收工后回到一个人的蜗居更让阿兰难以适应。“回到家和睡觉之前的那段时间最难熬，感觉特别空虚，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电视看不懂，又没钱天天打国际长途回家。本来还能用QQ和父母视频，后来QQ号被别人盗了……”

　　阿兰说到日本一年半了，从第一次离家来日本在机场的痛哭流涕，到现在可以微笑着拥抱父母说再见，她能感觉到自己是真的长大了。

　　学会与公司“谈恋爱”

　　刚来日本之初，阿兰在和制作人商量自己的定位时提出，自己不了解J-POP(日本流行音乐)，本身做过军人又是藏族，所以在曲风上希望能不同于一般日本歌手，唱一些恢宏大气的歌曲。经磨合协商后，公司决定尊重歌手本人的意愿，将阿兰的演唱主题定为“爱、地球与和平”，哪怕这样的主旋律歌曲肯定不容易占领市场。

　　至于上电视的着装尺度、写真的“暴露”程度等等，公司都充分尊重阿兰本人的意见。“在生活上，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照顾我。工作忙了会给我准备好保护嗓子的药，带我去打营养针。只要我在工作的时候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绽放出来，剩下的他们都不会太苛求。”

　　当然，唱片公司也有自己不可妥协的一面。在中国时就写“博客”的阿兰一直喜欢通过写文章发泄自己的情绪，在国内时，她还曾因在博客里公开表示“超女不适合学院派”而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早期曾签约日本另一大唱片公司索尼的内地歌手吴小芸也表示，日本公司对保持艺人的公众形象非常在意。“我就被经纪人要求，不许在车站里吃便当，不许手插在裤兜里……总之艺人永远要表现得与众不同，永远不能向公众呈现其‘世俗’的一面。”

　　慢慢地，阿兰明白，“艺人要有一些神秘感，太真实的话就和普通人一样了。”于是，她开始收敛自己，说话要“谨慎”，做人要“深沉”。“我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哪一个我。其实我就是一个挺普通的人，只不过做了这样的工作而已。”川妹子阿兰很矛盾地描述着自己的心情。

　　与公司的关系，她觉得就像“谈恋爱”，需要慢慢磨合，然后建立起相互信任，很多时候我都对自己说“公司不会害你的”。

　　内地歌手闯出日本歌坛第一人

　　阿兰并不是中国内地歌坛到日本“淘金”的第一人。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郭峰、吴小芸、李玲玉、段品章、庄鲁迅、周冰倩、张继红……一大批在内地歌坛初露锋芒或名噪一时的歌手，都曾放弃已经到手的“江湖地位”，前仆后继地前往日本寻找梦想。“去日本学习最新的音乐样式，闯出名堂了再‘杀’回中国”是很多人曾经的抱负。

　　但现实远比想象的更残酷。可供他们选择的道路似乎只有两条：要不为了在日本生存下去而放弃音乐，要不为了继续音乐梦想提前打道回府。台湾邓丽君、香港陈美龄在日本所打造的辉煌业绩，对于内地歌手而言，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神话。

　　“起点不一样。要想在日本单枪匹马地闯出来实在太难了。”原东方歌舞团知名歌手、如今在日本开起咨询公司的吴小芸曾这样归结中国歌手在日本碰壁的原因，“陈美龄也好，邓丽君也好，来日本以前在本土就已经功成名就，到日本闯码头，都有实力雄厚的财团做后盾，保证她们能直接进入日本主流音乐圈。而内地歌手来日本，基本都是走自费留学的道路。在进入主流之前，我们已经在解决生存和语言两大问题上消磨了太多的青春和激情。”

　　比起前辈歌手们，阿兰是幸运的。日本唱片公司成熟的“造星”机制更使她受益匪浅。

　　下一站——纽约

　　《赤壁》的热效应，阿兰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影响力的提高。她的歌迷组织“阿兰家族”人气越来越旺，不论到哪里演出都会有一帮铁杆歌迷追随；她那有金属气质的藏音让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听着“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她为支援四川地震灾后重建而创作的歌曲《幸福的钟声》在日本下载量超过300万次，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也成绩斐然。

　　在日本，有关她的节目、报道、照片越来越多，以至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出去吃饭，服务生也会说“你长得好像唱《赤壁》的阿兰”；荣登Oricon公信榜的单曲日榜首和周榜第三，更是刷新了此前王菲保持了长达10年的中国歌手打榜日本的最佳纪录。

　　“我是想出名又怕出名。出了名怕没自由，现在我至少还可以和父母度假，和同学逛街。但内心深处，又想出名，想成功，想被更多人认可……很矛盾。”

　　尽管自称已经比过去“保留”多了，但阿兰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将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出来。聊到兴头上仍然口无遮拦，不时地会跟记者发点儿“不能写”的小牢骚。

　　她说自己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主要精力仍放在主攻日本市场，“如果可以，也希望能更多地介入幕后工作，自己制作一些歌曲。”至于将来，阿兰希望能到纽约去发展。

　　“日本歌手像宝儿、宇多田光都作为亚洲的艺术家到美国去发展了。我也希望作为一名藏族歌手把亚洲音乐介绍给欧美听众。”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公司，“他们挺有信心，说你的藏音一定会很受欢迎。我当时就在心里嘀咕：哼，难道我只有藏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