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二月七日我在纽约东三街的电影院里放映《满山红柿》，当最后跟观众对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一天正是影片的第一任日本导演小川绅介去世13周年的纪念日。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充满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在那一刻，我发现原来死亡并不可怕，当一个人离开我们后，他留下了比他生命更长远的东西，而那东西里面还有他的精神和灵魂。我们不仅在银幕上看见了栩栩如生的小川，我们又一次听见他急速又敏锐的提问，更加让我们激动的是，他的思考、他对人生的认识，连同他的电影一起溶入我们的生活，这些都成为永恒的。世界原来是这么神奇和丰富，在生和死面前，小川让我超越了恐惧。

《满山红柿》是小川在85年拍摄《古屋敷村》的时候拍下来的，当时他非常喜欢关于村子里的人手工制作红柿子的故事；可是放在《古屋敷村》的影片里却又显得那么不和谐，有点多余，于是他把这个故事从影片里面剪掉了。长达十七个小时的胶片就那么完整地存放在仓库里，呆了整整16年。一直到他去世六年以后，他的夫人白石洋子终于筹集到部分资金，于是决定把影片补拍一部分，再做最后的努力，剪接、混录配上音乐将它完成。花了很多努力，洋子找到了我。

很多人都会问，一个日本人怎么会找你，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做故事片的导演来完成小川的作品的呢？当我在日本山形农村偏远的村子里补拍和做剪接的时候，教日本电影的美国人马克也是这么问我的。他听完我的故事，他甚至以为我应该把这个故事，放到电影里面。但是，我知道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完成小川最后的片子。

是小川让我对日本人和日本的文化开始了新的认识。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母亲朱微明当时是新四军“前锋报”的总编，因为汉奸的出卖被日本人抓去，在囚车上，他们就开始鞭打母亲，然后将她关押在男犯人的牢狱里，她独自躺在湿腻腻的泥土上；更恐怖的是，夜晚日本兵试图调戏母亲，她嘶喊着，那绝望的呼喊把她的形象撕裂得支离破碎；所有的男犯人隔着监狱的铁栅栏，集体喊道：“不许日本人调戏妇女！”“日本人滚出中国去！”日本兵在惊恐中逃跑了。在鞭打和受尽凌辱后，新四军终于帮助母亲逃出了监狱。

父亲彭柏山，当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在传达新四军的重要决定的时候，因为叛徒的出卖，和警卫员一起被日本人抓去关进了宪兵队……同样在受尽折磨以后，在搬运军火的途中，从那里逃跑出来。几十年以后，他的身上一直残留着日本人鞭打的伤痕；母亲由此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对于日本人的仇恨，就这样和着父母的命运一起延续下来，流入我的血液。直到有一天，我在小川的工作室对他叙说着这些往事的时候，小川低着头默默地听着我的叙述，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小川会是怎么想的，在那片沉默中我感到一份惊恐，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紧张在我们中间蔓延着……持续了有那么一会儿，小川突然抬头跟我说：“我们日本人对你们中国人是有罪的！”他说的是“我们日本人”，他说了“我们”。是的，他把自己也放进去了。他把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加在自己的身上，他为这段黑暗的历史背起沉重的负罪感。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日本人是和日本的政府，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必须要分开来认识。更多的日本人是正直的，有良心的。他们在自己国家丑恶的历史面前表现出了正义。是花了很久很久的努力，我也在努力，努力去理解日本人，去仇恨日本的军国主义。特别是今天当我看见日本某些人又在那里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所犯下的罪恶，当我心里充满着仇恨的时候，我还是知道，在我心里的那个角落，在我心的深处，小川依然是我深深热爱的一个日本人，一个伟大的日本人，他不仅为日本留下了伟大的文化，他给世界留下了一笔丰富的财产。

记得在山形的小村子里剪片的时候，外面开始下雪，屋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洋子特为给我买了一个暖风机，白天的时候就把它放在剪接室的门口，对着小屋不停地吹着。但是，我似乎从母亲身上带来了先天性关节炎，到了这么寒冷的冬天，即使穿着大棉裤，关节炎还是发作了。膝关节疼得不能弯曲，常常是坐下来就很难站立起来，我似乎都能听见骨头与骨头之间发出的摩擦声。那时候，我不知道日子是怎么渡过来的，早晨起来，还没有明白一天将会如何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剪接台前了。小川当年的副导演见角先生，他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只需要将小川拍过的胶片放到转盘上，拧动了开关就可以工作了。时间，突然就在那个瞬间消失，一切都不存在于我的意识和记忆中，来来回回地看着小川拍摄的东西，我体验到一种难以表达的快乐，那种着迷和享受是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会激动。我似乎感觉到小川的存在，我从流畅的电影语言里面感觉到小川的生命，他对人、对情感以及对村子的热爱。一点一点渐变的灯光里，让读到日本文化的一种人文气质，还有村间柴草的香味。

小川拍得那么完美，以至于我不知道从那里下刀子，我总觉得他拍的所有的素材都可以用上去。但是，电影还是受限制的，我必须来来回回地在机器上回放，审视着，希望找到最准确的下刀的地方。出门来山形的时候，我的摄影师林良忠就跟我再三关照着:“一定要好好剪，不然人家会说，这么好的一部电影就让一个中国女导演给糟蹋了！”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感到一份恐恍和惧怕。

2002年初的时候，影片在柏林电影节放映的时候，五、六百人的剧场坐满了观众，当最后响起热烈的掌声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向小川交作业了，我完成了他的作品，我无愧于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二期导演出在字幕上。

2005年二月，在纽约东三街的电影放映结束后，我坐在Stella教授的办公室里，我在回答她的提问。我不停地说着小川，我突然发现，完成了小川的《满山红柿》以后，我拍的电影《假装没感觉（上海家族）》《美丽上海》突然沉静下来，在捕抓细节的时候有了点灵气，不再那么愣头愣脑。似乎对人物的刻划上，我也多了一份含混。我渐渐地看明白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人的悲观并不是由于发现了恶，而是由于发现了含混。怀疑之穷追不舍，宇宙讳莫如深，把人引向悲观的最后一个层次。它比痛苦更甚，那就是开始了恐怖。

但是，小川在自己一生的追求中，在他同样充满了茫然和困苦地寻求里，他在作品里为我们留下了希望，留下了一份真诚。他说：“拍电影是来描写人的心灵。想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勇气，分享活下去的幸福，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再进一步讲，要把这些都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

文：电影导演、作家彭小莲

供稿：《人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