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绅介(左一)、彭小莲(左二)和小川的创作团队

　　他的名字，对于多数中国影迷而言是陌生的。他被称为日本现代纪录电影史上两大丰碑之一。他只有短短57年的生命，却给世人留下了高达1亿日元的借债，18部优秀纪录片，和著名的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他是一个苦行僧般拍摄纪录电影的导演，一个把身体当作胶片、把心灵当作摄影机书写纪录片的作者。他和中国导演彭小莲、吴文光、王兵等人结下很深的缘分。所以，纪录电影《满山红柿》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完成。他，就是小川绅介。

　　从体制出走|“就像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了手”

　　小川绅介1936年6月生于东京。祖父小川铃一钦慕日本著名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和植物学者牧野富太郎的学说。小川绅介受到祖父影响，在他的纪录电影中不断表达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对农民的村野生活的关注。

　　小川绅介上中学时一度迷恋美国电影。高中时代，在国内外的红色浪潮中，小川开始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卢梭的《忏悔录》等书籍，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大学期间,由于积极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小川于1957年被学校开除。于是，他尝试了送报人、消防员、电影场记员等五花八门的工作，直到1960年6月进入岩波电影公司当上签约副导演后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生有反骨的他没多久就独自创立了新世纪电影社，并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电影人组成了小团体“青之会”，探索独立电影的道路。

　　1963年，由于无法忍受岩波公司的陈旧体制，小川走上独立拍片的道路。这段经历后来被小川戏谑为“就像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了手，不过，被咬的是对方，咬人的是我。”

　　在体制外的日子里，经过1965年的处女作《青年之海·四个通信教育生》、1967年的《肃杀森林———高崎经济大学斗争记录》，以及以反抗东京羽田机场建设的《现认报告书———羽田斗争记录》等作品的磨炼，小川绅介在创作中融入了对政治理念的反思和精神家园的求索，并采取了脱离产业投资、长期跟踪拍摄对象的方式，“支持者”的创作手法得以逐渐固定。

　　彭小莲完结《满山红柿》|“她一定能把握自己的天赋”

　　已经故去的小川绅介在山形的岁月里，还留下了一颗没有成熟的果实，那就是拍摄于1986年、关于山形县红柿干加工的长达17个小时的素材。山形县上山市的红柿颜色鲜红却十分生涩，然而经过人们细致的手工劳作就能变成美味甘甜的红柿饼。这些无论怎么努力也没办法放进“日本国古屋村落”既成作品中的影像，本来打算作为《牧野物语·红柿篇》集结成片，小川却因病一放就是十几年。1988年在夏威夷电影节上，小川绅介第一次看到彭小莲。她的作品里细腻地呈现了女性内心世界和社会轮廓，这深深打动了小川，他这样评价这位优秀的第五代导演：“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个导演能好好拍一次纪录片的话，那她一定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天赋。”这成为他的遗孀和战友白石洋子女士于1996年向彭小莲发出邀请完成小川遗作的因由。

　　彭小莲重新拾起小川关于红柿的素材，于1999年带着曾经担纲过《饮食男女》等影片的摄影师林良忠来到山形县，进行第二次拍摄。这一次，这位中国女性故事片导演完成了70多分钟的素材。经由彭小莲之手完成的影片《满山红柿》，沿袭了小川“日本国古屋村落”系列那种诗意的关怀。影像中，摄影机镜头延时拍摄了枝头的柿子由鲜红风干变成深朱色的过程；摄影机还记下了农家院子里晾晒着一排排的柿饼，那些专门为了加工红柿而发明的器具，以及山上的风土人情，那些一辈子与红柿打交道的人———制作柿饼的人们、三代传承经营柿饼生意的佐佐木喜美子老太太，在影片中显示出鲜活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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