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月，赶赴交流周的纪录片爱好者们，一天在路上需耗费四五个小时的往返时间。而从2007年到2009年，愿意付出如此代价的观众几乎增长了一倍。民间纪录影像对中国现实的直面态度，常常使一些人如临大敌，观众则更多表现出震动和理解。几乎每一场的放映结束后，都有人站起来向导演表达感激，感激他们在艰难环境中的探索扩展了自己认识这个社会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创始人和主要策划人朱日坤，自称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自己并不觉得电影有多么重要，在为本届交流周所写的前言里，他记道：“纪录电影依然和这个社会的一切一样，无法独善，并在充满问题和危险中前进。这些问题来自外界，同时也存在每一个创作者以及我们的中间。我们所有的懦弱，对自身的放纵，以及以艺术的名义对他人的剥夺，道德上的沦落，都是跟这个社会息息相关的。”艺术只能提出问题，无法解决，交流周所做的一切，或许只是拒绝“一切都很好”的幻想。

　　时代周报记者吴娟发自广州

　　2009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首次设置了纪录片单元。以“针孔：个人眼睛对公共空间的注视”为题的纪录片展映选择了5部长片和5部短片，集中体现了一种更趋于“作者个人影像方式”的纪录片创作方式。策展人吴文光说，这是中国近20年独立纪录片创作发展令人侧目的方式。

　　他说，当拍摄者对已知的创作方式开始厌倦，创造力就会无限延伸。在这个被蒙蔽的、繁复的、未知的现实里探讨各种呈现的可能。“艺术需要探讨，”它还是来源于往常的经验，被积累发酵，然后在某个时候灵光一现。

　　《贾医生的100个病人》的主角贾医生是小县城里的名医，他每天要面对很多乡亲来诊所看病，顺便聊天。“这里不仅是诊所，还是茶室。”那些希望解除身体病痛的病人，带着生活的困扰和烦恼：谁谁今年赚了多少钱，庄稼收成如何，县里谁谁贪污被抓了，汶川大地震了……溪流一样汇聚到门诊室这个狭小的“公共空间”中。

　　作者王洪军的眼睛如同针孔注视着这个现场。他将一个3CCD的松下家用DV，“固定在墙上，面对就诊的人群。”一动不动拍摄3个月。他每天要在诊室陪着摄像机，过一小时，换一次带。慢慢地，他和贾医生成了朋友。贾医生一直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甚至没有多问就答应他架个摄像机在那儿。“他认为我是个无所事事的人，就是无聊，而他又很忙，懒得理我。”

　　在这个封闭狭小的空间里，镜头下的众生相一一展开，呈现各种好奇的、发笑的、疼痛的、张望的表情，病人走马灯似的来一个诉说一番病痛。画面无美感，但真实得让你想，生病也去找贾医生看吧。

　　王洪军在交流会上，听到有人说“从这个片子里看到一丝温暖”。而他自己也是因为去看病，发现这个县城诊所。“这和大医院的冰冷完全不同。”

　　范俭的《生于2008》则把摄像机固定在的士车内的后方，它太像一个偷窥的针孔。如果上车的顾客发现，追问那是干吗？司机会告诉他们，“因为我这是雷锋车，单位要拍我。”

　　其实，他开了那么久的出租车，每天辛苦十几个小时，在北京也无法过上稍好的生活，天天想着自杀或出家。只要上车的顾客愿意跟他聊，这个“祥林嫂”能诉苦半小时，“我只期望一个月能挣4000元就行，可是都赚不到，”所以，老婆嫌弃，吵个不休，快要离婚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失败和失落，他这个如此潦倒的的士司机，还有什么可遮掩的呢？

　　可能有一次让他感动了，一个青年听他诉完苦，到了目的地，对他说：“我能拥抱你一下吗？”他愣了一下，下车，两人拥抱后离开。当2008年来临，电视里播放鼓动人心的新年祝辞，他还是无法振作，开着的士，背后的摄像机看着他，左晃右晃，从一个高架驶到下一个高架，不知所终。

　　五部长片的空间由小到大，从一辆出租车到一个诊所，从一个家庭到一个军训学校再到一个村庄。而五部短片拍摄地则都是习以为常的公共环境：大街、马路、火车、公园，而且都是一个镜头一个场景贯穿到底，但透过镜头显示出来的作者眼睛非同“公共”，最见惯不怪的生活场景中蕴藏着的现实与戏剧感。

　　吴文光说，这些透过镜头的作者的眼睛尽管非常私人，但不是那类隐蔽躲藏的偷窥方式，他们也是现场中的一分子，作者和出现在镜头中的人的对话或事件共处同一空间。作为这个行业的前辈，吴文光为这些纪录片和作者叫好，“能拍出这样纪录片的人都是野生动物，”因为，“家养的”根本拍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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