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灾难，甚至改变了日本电影中“笑”的性质

    大约是三年前，朋友在香港买了一本郑树森与舒明合著的《日本电影十大》送我。当时我周围爱看日本电影的人，其实已经不太多了。即便没有韩国电影的冲击，曾经由黑泽明、小津安二郎那代导演创造出的银幕辉煌，仿佛也早就过去。

    那一年的日本电影难得见些起色，有山田洋次导演的《母亲》、阪本顺治导演的《黑暗中的孩子们》、以及枝裕和的《步履不停》、《入殓师》等等。大家称赞起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一个最高的评价就是，“这是一部接近小津的电影”。这句话也再一次地提醒了人们，小津确实是不在了；又或者说，小津生活的时代，不存在了。这正是我最初读《日本电影十大》的感受。

    没想到的是第二年晚春，泷田洋二郎导演的《入殓师》竟为日本捧回一座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奖杯。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电影十大》出台湾版。虽然港、台两地出版的《日本电影十大》，内容几乎别无二致，但后者在封面装帧和内页编排上确实花了不少心思。

    不仅如此，出版社还特地请来李黎女士撰写了序言。朱天文、侯孝贤、小津安二郎……这些或远或近的名字与身影，为今天台湾与日本的电影认同，重新勾连起了曲折的路线图谱。因此在序言里，李黎女士不免要生出这样一缕乡愁：“前些时又把小津安二郎的《晚春》细看一回，一缕遥远而甜蜜的淡淡忧伤拂之不去，只有自己知道，也只有小津的电影做得到吧。”

    李黎女士对日本电影的体认，似乎更有一种影迷的自觉：“影迷们从前的苦恼是失诸交臂的遗憾，如今的烦恼却是人生苦短时间有限，铺天盖地而来的各国各类型的名片老片新片，从何下手？无所适从之际，可能又形成另外一种难以取舍的遗憾了，所以参照信得过的影评人的指点，是沙里淘金的好方法。”因此，令李黎女士欣慰的或许是，郑树森和舒明“谈到的片子，若是看过的可以在阅读时心中默默加入他们的谈论，没看过的则可以考虑要不要找来看。”

    再次翻看这本讨论日本电影与大师的书，一个让我无法绕过的事实与背景，正是今年3月初日本关东地区遭受的那场大地震。匆匆半年过去，地震的废墟与震后核危机的痛难，却从来不曾消散。四方田犬彦曾在他的著作《创新激情--1980年以后的日本电影》里，简单地回顾日本社会1980年到2000年间发生的种种灾难与变动：80年代，日本“好得一塌糊涂”的经济化作一场“泡沫”；90年代，不仅仅增添了经济的没落，“1995年发生的两起恶性事件，一件是奥姆真理教毒气杀人案，一件是阪神大地震，都给日本人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接着他总结道：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甚至改变了“日本电影中‘笑’的性质”。

    我忽然意识到，日本电影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或许正是对其近代以来种种“灾难”的呈现与思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电影十大》里提及的大师，他们的杰作几乎都是随着日本战败后的国家重建而一同诞生。从黑泽明到新藤兼人，从《我对青春无悔》到《午后的遗言》，概莫例外。

    《日本电影十大》十位导演杰作：

    黑泽明 《七武士》

    小津安二郎 《晚春》

    沟口健二 《元禄忠臣藏》

    木下惠介 《卡门还乡》

    市川昆 《细雪》

    成濑巳喜男 《女人踏上楼梯时》

    今村昌平 《日本昆虫记》

    小林正树 《切腹》

    山田洋次 《儿子》

    新藤兼人 《午后的遗书》

上一页  [1] [2] [3]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