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又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1952-2018亚洲电影战绩盘点

直到新千年以后，亚洲电影才开始在作为“竞争项目”的“最佳外语片”奖上有所斩获，本文就来聊聊奥斯卡奖与亚洲电影的那些事儿。

都说今年是奥斯卡的“小年”，但于亚洲电影而言，或许可以称得上是“大年”了。

第91届奥斯卡提名刚刚公布，是枝裕和的新作《小偷家族》为日本赢得了第13次“最佳外语片”提名，黎巴嫩也凭借《迦百农》首次入围奥斯卡，而在此前公布的初选9部作品大名单中，还有韩国的《燃烧》和哈萨克斯坦的《小家伙》两部亚洲电影在列。《燃烧》虽然没能最终入围，但已经创造了韩国电影奥斯卡征途上的最佳战绩。

就在这场一年一度属于“英语电影”的游戏中，唯一以“非英语电影”为评奖对象的“最佳外语片”奖，引得全球电影人趋之若鹜，近些年更有越发火爆之势。特别是在《黑豹》七获提名的这届奥斯卡奖上，“最佳外语片”奖项的决逐竟被衬托的更具含金量了。

相对盛产文艺片的欧洲电影，亚洲电影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纵观历年“最佳外语片”的获奖影片，意大利提名31次，得奖14次，法国39次提名，12次获奖，但亚洲的佼佼者日本仅有13次提名，4次获奖。

此外，虽然日本电影从该奖项设立初期就获得了关注，但直到新千年以后，亚洲电影才开始在作为“竞争项目”的“最佳外语片”奖上有所斩获。（注：1950－1956年“最佳外语片“作为荣誉奖指定获奖影片，并没有提名，这期间日本电影曾三度获奖）

奥斯卡历史上，像今年同时有两部亚洲电影入围最佳外语片的情况有过五次，其中2009年的日本电影《入殓师》（与以色列影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一同入围）和2012年的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与以色列影片《脚注》一同入围）最终登顶。

更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同时有中国台湾电影《喜宴》、越南电影《青木瓜之味》和中国香港电影《霸王别姬》三部亚洲电影入围，但呼声甚高的《霸王别姬》最终遗憾落选，至今被视作奥斯卡奖历史上的遗珠之一。

奥斯卡奖起始于1928年，但最佳外语片奖是从1947年第20届才开始设立的。设立之初并非竞赛单元，曾先后作为特别奖（1947年-1949）和荣誉奖（1950年-1056）每年颁发给指定的一部作品，意在提高奥斯卡奖的关注度，但随着美国电影工业的全球性扩张，这一美国本土的权威奖项渐渐发展成国际共识。

这一变化，也推动了最佳外语片转变为竞赛单元，奖项含金量和认可度也随之高涨。1957年第29届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意大利电影《大路》（La Strada）是首部由竞赛产生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在这之前的九届奥斯卡奖上，最佳外语片分别三次授予了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电影。

在这期间被选定获奖的三部日本作品均为武士电影，分别是黑泽明的《罗生门》、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和稻垣浩执导的《宫本武藏》。

在变成竞赛单元至今，意大利表现最佳，提名31次，得奖11次；其次是法国提名39次，获奖9次。与欧洲电影相比，亚洲电影相对弱势，表现最佳的是日本和伊朗，前者13次提名，1次获奖，后者中奖率最高，3次提名2次获奖。

随后是中国台湾3次提名，1次获奖，全部来自李安导演；印度也有3次提名，但未能获奖，但值得一提的是，在1991年中国凭借张艺谋的《菊豆》首次获得提名之前，除了日本，只有印度和以色列获得过提名，后者曾经获得过10次提名，但颗粒无收。

此外，曾经两获提名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中国香港、格鲁吉亚、巴勒斯坦；尼泊尔（与法国合拍）、柬埔寨、越南、哈萨克斯坦、约旦（与阿联酋等国家合拍）都有过1次提名。而韩国作为亚洲如今的电影强国，至今还没有获得过提名。

历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亚洲电影提名&获奖情况(依获奖次数排序)

从奥斯卡颁奖礼每况愈下的收视率不难看出，人们开始厌倦这场超大型的公关游戏已经很久了，但论及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奖项，除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似乎第一个想到还是奥斯卡。就如同它的知名度一般，它可以成功帮一部电影吸引到全球观众的目光，但它绝非是对电影艺术的最高嘉奖。

说到底，奥斯卡还是美国人的自娱自乐。类似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决定一切——“短平快”的评奖规则就是最好的体现。然而奥斯卡奖并不是选美国总统，面对相对更复杂一些的电影艺术，其简单粗暴的评审规则一直饱受诟病。

奥斯卡奖的全称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Academy Awards，简称学院奖）”，它与其他大多数电影奖项最大的不同是：没有评委，所有奖项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会员投票选出，一人一票制。

2018年，共有928人获邀加入评委阵容，这一人数创下了历年之最。这也让奥斯卡学院的会员总数攀升至了8298名。这些新成员来自59个不同的国家，中国演员刘德华、张艾嘉、日本演员金城武、新加坡演员黄经汉、泰国演员周洪、韩国演员裴斗娜、河正宇、金敏喜和印度演员阿里·法扎尔、沙鲁克·汗等。

除了演员，在编剧、导演部门受邀的中国成员有知名作家严歌苓、导演娄烨、赵婷，其他国家成员有J·K·罗琳、李沧东、洪常秀等。

虽然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每年都在新增会员，并且亚洲会员也有很多，但和美国本土会员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截至2018年6月，这一奥斯卡奖投票团体中的有色人种比率仍然不到20%。

这也决定了非英语片、特别是反映东方文化的作品在被美国评委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纵观获得过最佳外语片的亚洲作品，像《卧虎藏龙》《入殓师》这种传递普世价值观的作品更容易有所斩获。而《饮食男女》《喜宴》这类东方内蕴深厚的作品则很难获得垂青。

也正是这样的投票制，导致奥斯卡越来越演变为一年一度的大型公关游说活动。

所谓公关游说，其实就是一种“合法化的受贿”。几千位拥有投票权的奥斯卡会员，真能坐下来看完所有提名影片的能有几位？能看完五部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的又能有几位？想让会员抽出时间给你的电影，知名度、话题性才是王道。

1990年中国选送了张艺谋执导的个人第二部长片电影《菊豆》，但后来又出尔反尔想撤回该片，遭到奥斯卡主办方的拒绝。这一来一回反倒助长了《菊豆》在美国的知名度，最终成功入围。该片是中国内地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而当时的张艺谋此前只拍过一部《红高粱》，江湖地位尚未站稳。

有数据统计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每年花在奥斯卡评委身上的公关费用总额在30亿上下，拥有超强人脉的关系人士绝对是每家电影公司不可或缺的存在。最擅长公关作秀，比大制片厂还敢砸钱的韦恩斯坦公司的盛极一时，就是最好的佐证。

就算不考虑“外语片”的金钱实力，每年颁奖季，美国本土电影尚且争得你死我活，外语片的发挥，更多情况下会受制于美国发行方的分身乏术。当年《霸王别姬》的含恨落幕，就是因为发行方米拉麦克斯忙于为《钢琴课》宣传，让发行《四千金情人》的索尼经典找到了可乘之机。而相同的问题还出现在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代表香港出征那一年。

不过今年同时入围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的《罗马》，倒是为Netflix省了不少事。

除了外语片的先天弱势，奥斯卡的评审规则也将许多真正优秀的非英语作品挡在了门外。

奥斯卡规定，每个国家只能选送一部影片参加最佳外语片的竞赛。首先，对于电影高产的国家，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本国的首轮厮杀就已经十分惨烈。而这种制度在一些评审过程并不透明的国家和地区，并无公平性可言。

相比影片本身的质量，由国家选送影片很可能会受到政治立场或其它一些利益因素的影响。像2008年中国选送了奥运题材的电影《筑梦2008》。而像《大唐玄奘》、《战狼2》，以及中国香港今年选送的《红海行动》，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不过这一理念与奥斯卡奖不可谓不一致。

韩国和中国的情况相似，由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组成“神秘”审议小组每年敲定选送影片。在朴槿惠政府倒台后，过去多年的小组审议记录得以曝光，原来每年选取的最高分影片，实际上是小组成员讨论的结果，打分环节是在讨论出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小组成员需要做的只是让最终的分数符合讨论结果。

据2017年的会议记录，当年评审成员就曾为了让《小姐》落选，而刻意抬高其它两部并无胜出希望的影片在导演执行力一项上的评分。

奥斯卡还规定只有每年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之间上映，且进行过连续7天商业放映的电影才能选送竞争最佳外语片。

2015年，中国内地选送中法合拍片《夜莺》角逐最佳外语片，原本被一致看好的《一步之遥》和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另一部中法合拍片《狼图腾》都未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完成至少7天公映，因此无缘“申奥”。当然后者落选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国籍”上的争议。

而就在前一年，颁奖季大热的《阿黛尔的生活》也因为法国档期不符合规定而落选奥斯卡。非常喜欢《阿黛尔的生活》的圣丹斯精选公司主席乔纳森·谢赫林就曾经吐槽奥斯卡“是一个可笑、有缺陷的制度，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没能囊括全部优秀影片的奥斯卡奖是尴尬的。”

但也正是这种尴尬，才为许多无名的作品赢得了机会，像《阿黛尔的生活》落选当年，就有两部亚洲电影入围提名：柬埔寨的《残缺影像》和巴勒斯坦《奥玛》。其中柬埔寨是首次获得奥斯卡提名。

许多“一国一片”选送制度的拥护者就认为这种制度能够让较小国家的电影获得与电影高产国家分庭抗礼的机会。像亚洲国家格鲁吉亚和尼泊尔都曾经受惠于此。格鲁吉亚更是在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凭借爱情片《花好月圆》和《钟情的厨师》获得提名。

之前提到，中国选送的中法合拍片《狼图腾》被主办方退回，奥斯卡方面认为该片的法国团队参与过多，不符合参选奥斯卡外语片的规定。对于“报送国”的规定，主办方明文规定“报送国必须证明，电影的创作控制权要大部分掌握在该国公民或居民手中”（The submitting country must certify that creative control of the motion picture was largely in the hands of citizens or residents of that country.）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一部合拍片的“创作控制权”是很难说清的。

实际上，在20世纪70、80年代，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对于合拍片的国籍判断一度十分松懈，科特迪瓦、阿尔及利亚和瑞士都曾将有本国参与的法国电影作为本国电影报送，并且都获得了提名，其中瑞士与法国在1984年合作的《危险行动》（Dangerous Moves）还捧得了小金人。

1992年乌拉圭电影《世界上的某个地方》（A Place in the World）报送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三天后被退回，给出的理由和《狼图腾》一样。现实是，在此前报送金球奖的时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是一部阿根廷电影，但因为在报送奥斯卡时，阿根廷选择了另外一部电影，该片的导演只得去说服乌拉圭进行官方报送。

《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导演在影片被撤销提名后，申请了仲裁，结果是奥斯卡主办方没有违规，只不过是他们之前对于影片国籍的判断太过松懈。在那之后，奥斯卡在1993修改了规则，对于主创国籍有了更明确的解释。

因为“国籍”栽跟头的还有李安导演的《色，戒》。该片在2008年代表中国台湾申报最佳外语片后，被取消了资格。奥斯卡给出了的理由是“影片不够台湾”。该片除了导演李安和编剧王蕙玲，主创人员中台湾人比例过低，且该片的投资也不完全来自台湾。

中国大陆：《菊豆》靠话题上位《英雄》北美票房口碑双收

中国大陆曾凭届张艺谋导演的《菊豆》（1991）和《英雄》（2003）两获提名。其实加上1992年代表中国香港入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可以说是老谋子在自己的创作巅峰期与奥斯卡奖的三次失之交臂。

《菊豆》的投资来自日本，在报送奥斯卡并获得西方关注后，中国官方觉得太过敏感，希望将之撤下，但被奥斯卡拒绝了。最终该片没能在中国上映，张艺谋也“被辞掉”了奥斯卡颁奖礼的邀约。不过这个微妙的插曲，反倒帮助《菊豆》在美国获得了知名度。但最后奖项还是颁给了一部描写偷渡者心酸的瑞士电影《希望之旅》。

事实上《菊豆》清奇的故事在许多评委看来很是迷人，但仍很难吸引大部分的投票会员。但论及艺术性，《菊豆》还是在《希望之旅》之上的，不然也不会同时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英雄》是远离奥斯卡舞台十多年后，张艺谋的一次成功回归，同时也是导演个人创作的一次转型。不过该片当时对于秦始皇的塑造引发了巨大争议，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西方观众对影片的判断，在他们眼中，“秦始皇”并不等同于“暴虐”。这一次，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反倒帮了《英雄》。

该片当年在北美上映爆收超过5000万美元票房，metascore 评分更是高达84分。影片的美学呈现深得西方观众喜爱，但可惜生不逢时，赶上《卧虎藏龙》在2001年刚刚得奖，最终惜败于并不十分出色的德国战争片《情陷非洲 》（又名《何处是我家》）。

中国香港：《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都输在公关！

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2）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4）为中国香港两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有意思的是，两部明明都十分有希望拿奖的影片，最终都输在了公关上！

《菊豆》入围提名的第二年，张艺谋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再次入围，但却又一次输给了如今已无人提及的意大利电影《地中海》。但前者在今天却依然深得西方影评人的追捧。

只可惜当年《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美国发行公司Orion正赶上财政危机，只能将全部资源用在宣传《沉默的羔羊》上，以至于《大红灯笼》没能获得足够的宣传，能获入围已经算是走运了。

另一部《霸王别姬》也是命途多舛。90年代，中国官方不愿意在西方观众面前展现自己的负面形象，以至当年在报送影片的时候，以“政治正确”的《凤凰琴》替代了艺术价值甚高的《霸王别姬》。

但所幸前者最终代表香港出征，并一举杀入了五强。只可惜最后还是因为发行公司米拉麦克斯孤注一掷在《钢琴课》上，输掉了近在咫尺的奥斯卡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霸王别姬》横扫了当年金球奖、英国学院奖和戛纳金棕榈大奖等几乎所有最佳外语片奖，巩俐还凭借该片摘得了纽约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女配角奖。

中国台湾地区的三次提名均来自李安的作品，其中《喜宴》（1994）和《饮食男女》（1995）连续两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作为李安“父亲三部曲”的后两部作品，两个中国式的家庭伦理故事很难吸引到大部分学院会员手中的选票。

《饮食男女》当年输给了苏联电影《烈日灼人》，后者用温暖的色调讲述了一个大清洗背景的悲剧故事。显然相比人伦情感，奥斯卡更偏爱能输出其主流价值观的人权故事。

而至于《卧虎藏龙》为华语片赢得的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最佳外语片奖，只能说该片从形到神，全方位震撼到了西方观众。

《卧虎藏龙》带有浓厚的文人色彩，视觉上是东方色彩浓郁的写意江湖，而故事上则刻画了人性的挣扎。而中式伦理与西方浪漫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也终于让这个东方故事真正走进了每一位学员评委的内心。

凭借《小偷家族》，日本电影第13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决逐，亚洲电影强国的地位无以撼动。日本电影也曾是最高获得奥斯卡奖的亚洲电影，在外语片设立之初的九届奥斯卡奖上，《罗生门》、《地狱门》和《宫本武藏》三部武士电影被先后授予了荣誉奖。

三部作品分别出自黑泽明、衣笠贞之助和稻垣浩三位为早期日本电影打下坚实基础的大师之手。其中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还同时斩获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并提名了英国学院奖的最佳影片大奖，而《地狱门》则获封戛纳电影节大奖，同样也提名了英国学院奖的最佳影片。

而算上《罗生门》，以及《电车狂》（1972）和《影武者》（1981）的两次提名，黑泽明成为了唯一一位三获奥斯卡青睐的日本导演。都说奥斯卡是“认人”的奖项，对于业内的大师级人物总会有天然加分。同样三获提名的李安和张艺谋亦是如此。

要论通过竞赛诞生的“最佳外语片”，日本目前仅有一部《入殓师》，该片是今年《小偷家族》杀入五强之前，日本电影最后一次入围最佳外语片提名。这两部影片颇有些相似的地方，都淡化生死，聚焦人性的善良。不知《小偷家族》最终能否有所斩获。

虽然日本坐拥13次提名，但伊朗还是凭借3次提名、2次获奖，保有亚洲电影的奥斯卡最佳战绩。前面有提到奥斯卡会为熟面孔加分，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就是其中一位。他凭借《一次别离》（2012）和《推销员》（2017）两次捧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即便放在美国导演身上，也是十分难得的成绩。

在1997年穆罕默德·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受到严苛审查的伊朗电影终于迎来“春天”，那一年上映的《天堂的孩子》在1999年为伊朗获得了首个最佳外语片提名。

2012年提名并获奖的《一次别离》直指伊朗等级分明的社会现状，细腻刻画出在西方文化与本土信仰的撕裂拉扯中，伊朗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然而相比《一次别离》，2017年捧获小金人的《推销员》格局却小了许多。

事实上，当年《推销员》捧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生效不无关系。一贯主张人权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的奥斯卡奖，正是在利用这部影片的获奖表态发声。虽然影片的导演阿斯加尔·法尔哈迪和一众演员都没能出席颁奖礼，但奥斯卡官方追求的效果达到了。

从1965年《萨利赫》为以色列获得了首个最佳外语片提名，到2012年的《脚注》，以色列一共十次入围最佳外语片奖的五强名单。此外还有《狐步舞》、《黎巴嫩》等战争佳片在申报后没能入围。虽然至今颗粒无收，但这些征战奥斯卡的足迹足以见证这个战乱国家的电影情缘。

都说十部以色列电影，有九部在打仗，还有一部在准备打仗。“战争”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也成为了以色列电影的核心。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而言，战争史就是国家史，也是电影史。也正因为如此，以色列才能拍出世界上最好最真实的战争电影。

《小姐》和《燃烧》先后被西方观众认可，让至今还没有一次奥斯卡外语片提名的韩国电影看到了一丝希望。可惜《燃烧》还是在最后一刻落选，影片或许还是败在太虚了，毕竟奥斯卡是一个需要表达明确立场的舞台。

至于前年在颁奖季大放异彩的《小姐》，韩国媒体一度十分马后炮的感慨它比《密探》距离奥斯卡更近，但实际上韩国申奥片审议小组也是有自己的考量。从曝光的审议资料来看，2016年的最终决选确实是在《小姐》和《密探》之间进行的，但考虑到《密探》的原创新更强（《燃烧》可能也输在了原创性上），以及《密探》的出品方是华纳，主演宋康昊和李秉宪又都是学院会员，最后的核算结果是《密探》81.5分，《小姐》72.6分。

当年《小姐》落选，还有记者写文章指出该片是朴槿惠“黑名单”的受害者，但考虑到《密探》的主创都来自“禁片”《辩护人》，所以并没有这种可能。

1991《菊豆》中国台湾导演张艺谋，中国（华语片）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