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南京！南京！》的国内票房已经超过1.5亿。5月6日晚，该片制片人覃宏、导演陆川、主演江一燕、摄影师曹郁赴北京大学，与热情高涨的学子对话。陆川接受了北大学子的“拷问”，直言关于这部电影的争议超乎自己的想象。他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为了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观众看到这部电影，目前，这部影片的日本商业发行已有突破。

　　主创见面语：

　　制片人覃宏：有人说，很少投资方会拿钱拍这样一部电影，还是因为导演写的剧本打动了我。

　　导演陆川：首先很高兴来到北大，我们会一起成长，会一直看电影，我也会一直为你们拍电影。

　　主演江一燕：以往塑造的清纯玉女的形象，相对容易，《南京》对自己最狠的一个戏。当你要去碰触那些痛楚的时候，会把自己投入得很深，甚至伤到自己。如果观众看到的痛苦是50分，但是演员心里的痛苦有200分。我在拍的过程里，会自己把自己打哭，急到要去撞墙，逼自己去找到那个感觉。

　　摄影师曹郁：和《可可西里》相比，和陆川这次拍《南京！南京！》的感觉更好，非常享受。和以前一样，我们还是没有分镜头，但我们保持了情感高度的一致，同时，他对我也有很大支持。

　　北大学生：请问江一燕，你对青楼女子有全新的诠释，当你演那场戏，把手伸出来的时候，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江一燕：那一刻，更多的是拯救和自我拯救，她在拯救别人的同时也在拯救自己。之前，因为她所从事的职业，受到大家的鄙夷。但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关键时刻，在生与死之间，她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同胞的生命，这种拯救让很多人震撼，包括我自己。

　　北大学生：请问陆川导演，您电影里有历史与人性的比较，但其中重点在描述一个日本兵的良知，这会不会给我们的后代留下印象，就是当时的日本兵还是存在良知的？

　　陆川：我拍这个电影，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把电影放到日本去。如果只在中国放映，我也无法四年去坚持做这样的事情。

　　我大学是学国际关系学的，我要告诉大家，日本没有一个机构是能够禁止一部影片的上映的，我们会利用这个体制的漏洞，找到合适的发行商，在日本做商业发行。目前，我们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但因为没有完成，还不方便透露，但我相信，让日本观众看到这部影片，不会比拍这个戏还难。

　　其实我在做这个电影时，没有想到，一个日本视角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不代表我的感情。用日本人的视角或中国人的视角，包藏的事实都是两个，第一是大屠杀铁一样的事实，第二是中国人的抵抗。我们要把这两个事实传达给中国以外的人看。六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自己的视角哭诉。日本人没有给我们道歉，八国联军也没有给我们道过歉，我们要和他们对话，必须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比如人权的、反战的、人性与战争关系的。这样去和他们交流，他们才能够听得懂。

　　在以往的影视剧作品里，描述的日本兵都是罗圈腿，喜欢花姑娘，这样的军队能够轻易地击退我们70万部队吗？不能。我在电影的筹备阶段，看到他们当时陆军的装备，对我们现在来说都是奢侈的，我们现在的配置都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要正视对手，中国已经强势到有这样的自信，自信到可以去正视这段历史。

　　另外，海外的发行商看过这个片子，都说“客观”。客观意味着他们准备接受这个电影的事实，也准备接受大屠杀的事实，这个时候他们会站在我们的立场去看二战时我们付出了什么。

　　北大学生：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日本兵最后的自杀，似乎和日本的武士精神，以及他们绝对服从集体意识的行为规范不一样，他好像不应该自杀；第二是最后有两个中国士兵活下来了，一个是孩子，很好理解，他代表希望，另外一个是孬种，这么一个不让人喜欢的人，为什么还要让他活下来，我不能理解。

　　陆川：你刚刚提到的对日本人的看法，其实是受教育的结果。我为了拍这个电影，去了六次日本，看了很多关于日本人的书，其实日本人对死亡的态度和咱们想的不一样。你可以在三岛由纪夫的书里看到这样的反思。

　　我在一个教士的日记里看到，说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有人找他借《圣经》，那些日本兵因为在在教会学校上过学，懂一点英语。他们会探讨战争的本性问题，讨论杀人，那个教士企图用这样的方式来感化他们。

　　我也在南京教会的资料中，找了很多日本人的日记，他们这个集体是不乏有良知的，但是作为被高度精神控制的机器，做出了大屠杀的行为。

　　其实，我这个电影，不只是在中国与日本的这点事，是关于人和战争的探讨。

　　我也很讨厌那个胖子，有些导演讨厌就不放进自己的电影里，但我想表达一种真实，在战争中，向生者生，向死者死。在战争中，有信仰的人往往会先死，没有信仰的人会活下来，胖子活下来就是这种现实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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