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因肺癌去世的日本纪录片大师土本典昭，与他的同行小川绅介一起，构成日本战后纪录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两座丰碑。在长达52年的纪录片生涯里，土本留下了超过50部影像作品，1963年的处女作《蒸汽火车驾驶助理》获得柏林电影节青年文化奖，1964年引爆纪录电影革命的前卫之作《在路上》，又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奖。

　　他一生的作品涉及的题材包罗万象，描写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游击队员前史》、探寻前苏联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人的世界》、以阿富汗内战为背景的《复活吧坎儿井》，都成为逝去时代重要的史料。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他的17部水俣系列纪录片。

　　时代周报记者喻盈发自北京

　　“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从2008年开始开辟了大师回顾单元，今年的回顾展由两位导演的作品组成，一位是比利时真实电影先驱亨利.斯托克，另一位就是土本典昭。

　　从1965年拍摄该系列的第一部《水俣的孩子还活着》开始，至2008年辞世，土本典昭以毕生精力从事水俣病的影像调查。正是他的纪录电影，第一次向世界昭告了水俣病这一公害病的存在。而当曾经举世震惊的工业灾难渐渐被人们淡忘，土本典昭依然没有放弃独立的记录和思考，他对于水俣病患者及水俣地区民俗、生态的记录，形成一部完整的生命史。

　　来参加本次交流周的土本典昭夫人土本基子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历史都是少数当权者撰写的历史，绝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历史，土本典昭的工作把大多数普通人的历史留下来。他经常说要向历史学习，因为他坚信只有这样，才能开创未来，而记录本身，正是开创未来的一项工作。”

　　和民众站在一起的摄影机

　　1970年的日本，世界博览会在大阪召开，全球新兴的生活方式和突飞猛进的技术，第一次在一座亚洲城市汇聚，这标志着战后日本的复兴与崛起，也标志着日本国家现代化的到来—然而经济的超快速增长绝非没有代价，水俣病的暴发就是最惨痛的代价之一。

　　在九州岛南端的熊本县水俣湾，一间名为智索的化工厂几十年间不断将含有甲基汞及多种重金属的工业废水排入海洋。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汞中毒的怪病，患病的人脑部受损、肢体变形，很多婴儿降生时便先天畸形，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水俣病。

　　上世纪60年代医学专家揭露了水俣病的致病原因，但真相却被工厂和政府极力掩盖，直至10年之后才被承认。10年里污水涌入海洋，被蒙蔽的民众吃下更多遭甲基汞污染的海产品，导致了无法估量的后果。1997年10月，日本官方认定的水俣病受害者就高达12615人，当中有1246人已死亡，而那些看似健康的人中，仍存在受害轻微、无明显病症的可能。日本战后的经济成长，是在化工这一“先驱产业”的支撑下完成的，水俣事件就是当时政府“重经济甚于民生”的一个无法抹去的疮疤。

　　水俣地区一些先觉醒的民众，拒绝成为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牺牲品，他们成立联盟，从1970年开始了正式的法律诉讼。而土本典昭拿起摄影机，跟这些民众站在了一起。

　　《水俣—患者及其世界》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当时媒体关于水俣病的报道只局限于地方，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人们对水俣病还知之甚少。居住于东京的土本典昭受到水俣病患者联盟的邀请，去水俣地区拍摄一部纪录片。土本典昭和摄制组成员非常慎重：“这些患者到死都受到歧视，我们的摄影机进去了，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想表达的并不是患者多么悲惨。这些因为病痛而无法表达自己情感的人，他们是渔民，是工人，是跟我们一样的劳动者，他们作为人的存在和世界观，才是我们更想表达的东西。”与土本典昭一起工作的摄影师大津幸四郎说。

　　此前纪录片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拍摄者必须完全隐藏在摄影机后面，如果摄制组成员在镜头里出现，会被视为拙劣可笑。《水俣—患者及其世界》里却有土本典昭的身影，他与病患及家属促膝而谈，亲自担任解说。这样的尝试是为了表现一场探索之旅：“以前的纪录片，总是好像作者什么都明白，只是用所拍摄的素材来展示结论。土本完全不是这样，他不断提醒自己：真相是盘根错节的，所能抱的只能是探索的态度。”大津幸四郎回忆。

　　通过土本典昭的电影镜头，我们不可避免地看到水俣病患者扭曲的身体，但摇动的摄影机似乎在用温柔的目光抚摸创痛，每一个承受着巨大苦难的人，都在镜头前保有尊严。

　　电影里有一个著名的捕章鱼老人的场景。在还没发明水下摄影机的年代，土本与同伴们创造性地拍摄了水下镜头，斑斓水波中章鱼的游动像是舞蹈，大自然的美、渔民的传统生活一一显现。

　　纪录片的最后，愤怒的民众冲进智索公司股东大会，声泪俱下地质问和控诉，长达160多分钟的影片里积郁的复杂情绪，倾刻间痛快淋漓地得到释放。电影却没有戛然而止，土本典昭把终结镜头留给了大海—这创痛不仅是人类的，也是海洋的、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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