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后一刻的思考

　　西方媒体往往强调土本典昭一贯的政治性。如土本基子所说：他始终站在水俣病受害者、阿富汗难民、渔民、亚洲留学生的立场拍摄电影。

　　其实，土本典昭从不把电影当做政治宣传的简单工具，他的影像平静、克制、细腻，尽可能不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强加于观众，而是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摄影师大津幸四郎是他的同道，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大津说：“任何社会中的事物，都有社会性、政治性的一面，我们无需回避。但如果纪录片只是以改变社会为目的是很危险的，你可能为了捞取相关的素材，而错过更重要的东西。普遍的人性，比简单的愤怒要动人得多。光有愤怒的可能是新闻，反映人的才是电影。”

　　年轻时，土本典昭是一个共产党员和毛泽东崇拜者。他1954年加入“日中友好协会”，组织放映《白毛女》等中国电影，曾作为日共山村工作队的一员参加反对水库建设的武力斗争被捕，还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大学开除。

　　1968年，土本典昭接受了丰田财团的资助，前往西伯利亚，从日本那贺港出发，跟电视台横穿欧亚大陆，制作8集纪录片。“我们在中苏边境拍到两国居民的冲突，向往共产主义的我对此很难理解。我在黑龙江边问有蒙古血统的边民为什么拿枪对着中国人？在莫斯科我说出自己的想法，遭到批判，叫我回日本。”在与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发起人郭净会面时，土本曾这样回忆，“我找过苏联电视台做纪录片的年轻人，问他们拍了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拍，因为收入很好，一切都有保障，只要计划通过审查，预算很优厚，想用多少胶片就有多少，机器也很好，不必多想什么，还反问我在西伯利亚拍了啥。可我倒觉得他们唯一的拍摄可能是拍旅行、风景、节日。但如果想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把握，就得反映出作者内心的声音。”

　　2006年青年导演藤原敏史曾拍摄一部记录土本典昭工作的影片，面对摄影机镜头，78岁的土本典昭坦承了自己对曾经的信仰的疑惑，但他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对时代进程的反思却从未停止。土本典昭曾说：“当我沉溺于纪录片创作时，常常感受到思考的快乐。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坚持拍摄水俣的电影。我说：这是因为水俣病让我不断地思考。”

　　在三部水俣病纪录片之后，诉讼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1975年，土本典昭将摄影机对准部分受害者们赢得诉讼、获得赔偿后的生活，拍摄了极富抒情魅力的《不知火海》。当时，不知火海水域在人们眼中已是生命绝迹的荒凉之地，疾病不可逆转的影响将伴随患者余生，这一切都令人产生悲观情绪。土本同样是这样的悲观者。但当他久久凝视大海，他被海洋所蕴含的巨大自愈能量打动了。《不知火海》的第一个镜头，一位老渔民在海边发现了一群银光闪闪的小鱼：“小梭鱼回来了。用不了两年，会越来越多。”摄影机仍在寻找尚未被发现的受害者，揭示蔓延中的水质污染真相，但同时，土本典昭镜头里不知火海的美丽，又让人们看到复苏和重生的希望。

　　也是在1975年，土本典昭带着水俣电影横穿加拿大，自费进行连续100天的旅行放映。当时加拿大的原住民中出现了类似水俣病的症状，通过土本典昭们的努力，政府关闭了致病的化工厂。

　　2004年，土本典昭和夫人一起完成了水俣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水俣日记》。这部电影是夫妇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举办“水俣病东京展”收集患者遗像，在水俣逗留一年拍摄的影像日记。

　　直至去世，土本典昭始终是一位独立导演。

　　拒绝幻想“一切都很好”

　　时代周报记者喻盈发自北京

　　5月30日晚，北京宋庄现象工作室的放映厅，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闭幕。作为艺术总监的栗宪庭致辞非常简短，他为开幕时未能到场迎接，向所有导演、观众鞠躬致歉，这位被称作“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长者、著名艺术批评家，以如此谦逊的举动，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致敬。

　　主持闭幕仪式的节目总监朱日坤随后上场，他手里拿着一个装满烟头的矿泉水瓶—这就是将要授予本届纪录片交流周中国竞赛单元最高奖获得者的奖杯。两天前，6岁的小志愿者王阿和8岁的栗如其、11岁的月月一起，就开始了这项捡烟头的工作，烟头是一周来聚集于此的纪录片创作者、来往观众随手扔在放映厅外院子里的。朱日坤认为，三个孩子充满公益心与责任感的劳动成果，就是对优秀纪录片创作者最好的奖励与警策。

　　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独立纪录片电影节，最高奖称作“独立精神奖”，今年它被颁给了赵亮导演的《上访》，奖金是微薄的5000元。另外的评委会奖和优秀纪录奖，得主分别是林鑫导演的《同学》、王利波导演的《掩埋》。

　　刚刚参加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返京的赵亮说：“对于我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奖，因为我更希望这部影片被国人看到。”

　　被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评价为“中国有自由影像以来最具震撼力作品”的《上访》，注定无法在国内广泛传播。而在这一次的纪录片交流周上，它幸运地放映了2次，2个小时的“国际版”被作为开幕影片，参与竞赛的是5个多小时的“国人版”。5小时版本放映时，放映厅里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外面拉上警戒线，以避免更多观众涌入带来安全隐患。如此漫长的电影，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

　　观众的构成和反应却是各式各样：有人把残酷的现实当作故事，每到荒诞处就爆发响亮的笑声；更多人默默不语，不断抬手揩拭眼泪；最奇特的是那些隐秘的“侦探”，每当屏幕上出现敏感言论、激进面孔，便迅速按动手中的相机。

　　起步于2003年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成长一直并不顺利。2004年这个纯民间的影像交流活动曾试图与中华世纪坛合作，结果放映只进行了一天就被迫中止。它举办的场所从北京城内不断被边缘化，2007年迁至宋庄，才渐渐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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