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台湾电影

大师作品太晦涩，大众电影又太娱乐，那些年，曾经孕育出文化繁荣的台湾电影陷入低谷。而那些年，正逢钮承泽、魏德圣这一批导演的成长期。优胜略汰的逆境中，他们承前，学习，磨练，观察，然后在08年做了一次展现和迸发。

一代台湾电影人的责任感在2008年得以爆发

时光网：在台湾电影的低潮期，台湾电影人是怎么样一种生存状态？

钮承泽：经历台湾新电影的蓬勃发展，然后产量减少，观众排斥，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是有侯孝贤、杨德昌这样的大师，但是我们的一些电影会非常沉闷，包括我这样的观众，身为一个演员，我去电影院看，都会觉得沉闷。我现在看以前的电影还是会睡着，观众也会觉得很白痴，都看不懂。另外有一些电影，当然也卖得不错，没有什么生命的味道，观众反映就是：“干！好白痴哦，我干嘛要看”。也就是当时缺少那种“中间”的电影，也有生命的真像，精良的制作，明快的节奏，可以让观众跟着跳，跟着哭，走的时候还可以为你生命带走一点什么的那种电影。那是我一直想做的，当时想象着未来，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是阿Q精神，好像自己掉了一个红萝卜，告诉自己撑住，撑住。事后看来，那是一段多好的讨乞的过程。

其实我在五年前就讲，当时大家都劝我不要做电影了，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电影对于我们讲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是观众讲的，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故事和电影一定有需求；二是电影是娱乐产业的火车头，在台湾有很好的流行音乐的工业，有很好的书籍出版工业，没道理在电影这一块做不起来。我觉得每一代人都一代人的使命，而我这一代人就在过去20年当中，承前，学习，磨练，观察，然后在08年做了一次展现和迸发。08年有一次所谓的台湾电影文艺复兴，我记得台北电影节6月，那时候《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上片，《九降风》刚下，同年还有《囧男孩》、《海角七号》，我们已经知道来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刚有机会当导演，都拍了不同的题材，都很想和观众沟通，已经和之前的大师不一样了，我们是想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包括侯导都非常兴奋，下台的这一刻，他觉得很爽，当时《九降风》卖了700万台币，《囧男孩》卖了3000万台币，《海角七号》5亿多台币。

但是市场很冷酷的，《海角七号》是无法复制的，用很少的钱，改变一辈子你的生命。《海角七号》是我一个哥们，他完全相信，勇敢投入的完成一部作品，他背后可能有很多因素。透过《海角七号》的成功，给了我勇气，然后我就做了《艋舺》，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去做一次拼搏，做好负债准备，最终《艋舺》成功了。

钮承泽&魏德圣 台湾电影新势力

时光网：这几年台湾的商业电影越走越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都取得很高的票房，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钮承泽：生命是非常的神秘的，就所有的灾难所有的苦难，在我们好好面对之后，它都是养分。其实台湾电影也是证明历史的这个定律，就所谓的20年风水轮流转，我觉得从健康正面来看，它形成一个淘汰的过程，留下来的都不是为了利益，留下来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真心喜欢电影的人，小魏（魏德圣），我，我们这些人都是不断的在这个行业磨练、等待、观察，开始陆续有机会，然后产生了能量的一种展现，它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很早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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