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绅介(左一)、彭小莲(左二)和小川的创作团队

　　三里塚8年，牧野13年，长期的住宿拍摄生活，以及小川竭力追求的“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也许是今后很难再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越的精神高度。因此，连大岛渚都曾经发出如此感叹：“小川制片公司能够存在于日本，实在是一个时代的奇迹。”

　　彭小莲：没有一点个人发挥

　　早报：小川夫人曾特意跑到上海来邀请你前往日本完成她丈夫未竟的遗作。为什么她选择了你，而不是和小川在一个团队中，跟随他多年的同伴？

　　彭小莲：因为小川导演很信任我。我不是他们团队中的一员。1991年夏天我应小川的邀请，从美国跑到日本拍片，可惜最终没有完成。他要求很严格，一开始他给我主题，让我出去自由取材。我拍完回来给他看，他脾气很急，勃然大怒，足足骂了我两个小时。我在一边老老实实地听着，然后再出去重拍，这下他才满意。

　　早报：拍摄过程有什么困难？

　　彭小莲：1999年夏天，我在中国拍了个广告，挣了点钱。第二天一早就搭6点的飞机，下午3点到了日本山形。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小川拍的《满山红柿》的素材租回来。因为小川欠了很多钱，洋子(小川夫人)不得以把那些胶片都卖了。其次是山形的物质条件太匮乏了，在那里没什么吃的，成天就想着能吃上大鱼大肉。夏天还能吃柿子，那个柿子真的太好吃了，又甜又糯，要卖到100美金一包。到了冬天，开始剪辑的时候，连柿子都没得吃了。

　　早报：你和小川拍的内容分别占多少？

　　彭小莲：之前小川拍的素材大约17个小时。我拍的素材大约有70多分钟，最后剪出来23分钟左右。

　　早报：在拍摄过程中，和小川夫人有什么矛盾吗？

　　彭小莲：原本小川夫人跟我说完成的影片大约60分钟，我想这部片子怎么也应该剪到90分钟左右，她担心90分钟的纪录片会把投资人吓跑，最后我还是坚持剪了90分钟的片子。当然，我也有妥协的时候。小川夫人一定要我把我自己在拍片的镜头录到片子里。我觉得一点也没有必要，就说那就拍点剪辑的镜头好了，可是钱已经没有了，没办法拍，最后折中了一下，我把我的声音录进去了，就是片尾听到的“Action”。片头出现的则是小川导演和大岛渚导演。

　　早报：你是完全遵循小川导演的构想去完成《满山红柿》的吗？有没有一点个人的发挥？

　　彭小莲：没有一点个人发挥。拍的时候我想的一直是小川会怎么处理这个镜头，一直提醒自己不能丢小川的脸。他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人，怎么敢乱发挥呢？我在2001年年初完成《满山红柿》，同年年底拿了日本十佳纪录片；2002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放映了五场，票都卖完了；《纽约时报》对这部纪录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把关于《满山红柿》的剪报带到小川的坟上，深深地鞠了一躬，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早报记者 程晓筠 支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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