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绅介(左一)、彭小莲(左二)和小川的创作团队

　　在完成的《满山红柿》里，我们听到了小川平静的旁白，也在片头看到他的身影，仿佛他未曾离去。然而毕竟，故人已逝，小川制片公司已荡然无存。作为山形特产的红柿，虽然不至落到消失的境地，却也在大工业化生产的情势下遭受挑战。唤起人们远离精神家园的乡愁的牧野古村，那些古老的民家已不知何处。只有影片结尾，绳文太鼓的音乐响起，余韵留白，袅袅不绝。只有满山秋意中，红柿依旧；只有彭小莲完成的影像里，小川绅介力主的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的“在场者”纪录片创作手法仍然留存着。

　　成立山形电影节|“用13年的时间收割电影”

　　1968年三里塚居民反对国家强制征地建造新东京国际机场的斗争开始后，小川及摄制组马上赶到那里跟踪拍摄。他们租住民房，与当地人一起生活，一起面对压迫，一起团结反抗，一起为失败而忧伤，他们以摄影机为武器，完成了著名的“三里塚”系列纪录电影：《三里塚之夏》(1968)、《日本解放战线》(1970)、《阻止第三次强制测量的斗争》(1970)、《第二道防线的人们》(1971)、《岩山建起了一幢铁塔》(1972)、《边田部落》(1973)、《五月的天空———回家的路》(1977)，时间跨度长达近十年的7部影片，和那些艰苦而充实的日子一起构成了小川纪录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成立于1968年的“小川制片公司”，也是其间的果实。

　　经由“三里塚”系列，小川确立了两个创作原则：第一，长期驻扎拍摄的方式，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第二，“支持者”理论，摄影机要站在拍摄对象的立场。这两个原则在后来的“牧野时期”得以再次发扬。1970年代前后的日本，在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作为社会运动之一的电影迎来了一个创作高潮。“三里塚”系列和日本另一位纪录电影导演土本典昭的《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无疑是这个高潮中的里程碑式作品。而小川和土本因此成为日本现代纪录电影的两位开创者。

　　1973年，小川邂逅了居住在山形县上山市牧野村的诗人木村迪夫。为了拍出贴近真正农民生活的电影，小川摄制组自1974年起搬到木村的隔壁，历时13年拍出了“日本国古屋村落”系列纪录片，这就是《牧野物语·养蚕篇》(1977)，《牧野物语·山顶》(1977)，《日本国古屋村落》(1982)，《牧野村千年物语》(1986)。在山形县上山市的岁月里，小川生活得像个地道的老农，种稻、插秧、养蚕、采摘、和老乡拉家常、和大家一起讨论乡村事务等等，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走在路上，他会认真地和每一个人打招呼，完全没有一个社会精英的架子；在小川的租屋内，每天都会有不少当地人聚集起来喝酒直到天亮；摄制组的成员插秧时，蜻蜓居然能停在他们身上久久不去，这是很有经验的农民身上才出现的现象。这段乡村生活，被他诗意地称为“用13年的时间收割电影”，也是他纪录片苦行的第二个高潮。

　　1989年，小川绅介着手筹备国际纪录电影节。同年10月，在山形县山形市建制100周年之际，命名为“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YIDFF)的电影节正式开幕。这是全日本第一个、也是全亚洲第一个国际纪录电影节。融入与亚洲其他纪录片导演的交流，成为小川纪录片苦行生涯的第三个高潮。小川绅介通过它结识了来自亚洲各地的纪录电影作者，并积极帮助一些年轻人进行创作。然而，就像是决定将自己献祭于毕生追求的纪录电影艺术般，1992年年仅57岁的小川因病辞世。山形电影节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举办了八届。在挖掘新晋纪录电影导演、促进亚洲纪录电影导演的合作与交流、提高亚洲纪录片创作水平等方面，山形电影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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