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把标签全剪了，再扔到地摊上，也能一眼辨认出川久保玲。

那是些少了一只袖子的大肥T恤衫，对襟永远对不齐的小褂，拖拉着线丝儿营造“未完成感”的黑裙子，或者是背上鼓起一坨穿上身必定酷似钟楼怪人的长风衣。更不要说心型图案和大大小小的圆点了。那是种风格偏执的幽默感，不是使劲搔你的腋窝让你咯咯大笑的，而是一个仍旧穿着戏服粘着假鼻子嘴巴却颓丧地向下耷拉的小丑，那些离经判道的人，忧郁的人，对假正经和一丝不苟感到厌烦的人，大概都会被川久保玲吸引。她给他们洗礼，又让他们象对着一面黑色的镜子一样得不出任何判断。展示这些造型的最佳人选，当然还是川久保玲本人，她永远面无表情，留一百年不变童花头，坐在一堆圆滑世故的西方时尚名流旁边，不温不火甚至有点委屈，在闪着光的高跟鞋丛林中，她把牛仔裤挽得老高，穿一双斑驳破旧的白球鞋，因此她的腿显得有点短。

好多人都说，这个出道快40年，从来没上过服装学院，却精通艺术和文学的日本女人，其实是个艺术家，只不过固执地把她的作品叫做“衣服”，并坚持每年都在巴黎办两场秀。因此这些错位的艺术展总能传出希奇古怪的逸闻：

比如，1992年美国的一群时尚编辑打算照着川久保玲的T台造型拍一组大片，可不论怎么拽拉，都没办法让模特穿出毫无章法的不规则造型，他们不得不紧急致电设计师本人；

1995年，她的秋冬男装秀赶在奥斯威辛解放50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那些衣服酷似纳粹军装，设计师本人自始至终以沉默回应质疑，她向来厌烦设计师名流化，从不宣讲灵感来源与私生活，认为衣服已经说明一切。报纸上说了，这简直就像上帝呢，自打那些圣言被写进书里，上帝就三缄其口了。

最有名的还是1996年那个被叫做“复活节”的秀，灯光平白而刺眼，好象谁打碎了200瓦的灯泡，模特僵硬地走出，好象骆驼一样背着粗重的一坨坨肿包布料，肩膀和袖口布满疱疹一样的褶皱，没有音乐，只有相机喀嚓喀嚓响，偶尔爆发出一阵掌声，好象那些布料触动了某种人生隐秘，接着还是静默，突然有人小声嘟囔了一句“复活节！”

川久保玲设计的LV包与为美国游泳队设计的SPEEDO奥运战袍

今年川久保玲特别忙，她给美国游泳队在SPEEDO上绘上荧光彩条，在耐克球鞋上加了一跟拉练，帮助LV制作了有八根提手的“章鱼包”（说是为LV庆生，感觉更像讽刺），往H&M店铺里扔进一堆圆点衣，全世界的门店就挤破头疯抢（听说上海H&M的川久保玲在发售当天6分钟就卖空了）。

川久保玲虽然还是很冷漠的样子，可她从高雅的殿堂走了下来，不论是拥护快速时尚的普罗大众，还是通俗奢侈品拥趸，都可以一亲其芳泽。顺带着，她本人的产品线，Comme des Garcons（意思是“像个男孩”）也获得了更广泛认可，虽然总是传来穿川久保玲的至潮人士被误会成裹了一团抹布被俱乐部拒之门外的消息。可她的精神是如此值得赞许，情况也会慢慢变好，因为这是个现代版的“时尚下乡”领头人，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了：“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但是，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依然是神秘的。川久保玲的总部位于东京一条很生僻的街道，路旁是平白的写字楼，互相挨着，看上去都差不多，川久保玲藏在其中一栋5层的大楼里，没有任何标牌，没有接待员，没有人迎接。完全是个偷偷摸摸的地方。旗下设计师渡辺淳弥说，没有任何人允许进入川久保玲的工作室，所有的其他设计师也都深谙相扑之道，他们了解边界的意义，在这里工作是严苛的，就像哈佛法学院一样。

因为太少接受访问，传说中川久保玲就是这么一副自命不凡的形象，她不仅严于律己，对外人更是毫不客气，她讨厌时尚杂志编辑，绝少配合买手，经常使她的顾客感到莫名其妙，这种作风在她1981年被西方时尚界接受时是另类，坚持了这么多年就成了礼所应当的派头，她的地位随着时间在上升，背后却是整个世界精神审美的下降，她就这么冷漠地斜着眼，好象对于奉她为艺术大师也不大高兴，因为教堂被博物馆取代，博物馆被明星设计师专卖店取代，这难道不该沮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