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武士道　　
　　
　　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想要一本“介绍日本人性格及其精神教育方面的原动力之类的书”，幕僚们给他的就是《武士道》。数月后，总统说“读了这本书能充分了解日本人的特性”。 “武士道”精神对于探究日本的价值与伦理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学者罗伯特 ·贝拉在《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中说：“这是因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而武士道所倡导的伦理道德的核心，恰如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指明的那样，“ 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

　　“武士”古称“samurai”，是“奉公者”的讹音，首要尚武苦行，再接修业。武士道，壮烈、冷静、坚忍的武士道。武士道，以“忠、勇、义、礼、仁、诚”为道德准则，视名誉为人生之大限。武士道，轻生死，重然诺，极端之情态则一“事仇討”，二“切腹”，前为杀人，后为自杀。武士道即对自己的良心要负起“耻”的责任。“武士道就像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武士道是日本封建制度下的产物，原为武士这个精英阶层所恪遵奉行的一套行为准则，标榜正义、勇气、仁慈、守礼、真诚、荣誉、忠诚及自我克制等德行。武士不但苛求自己，也苛待自己。他们相信，安适的生活足以使人堕落。

　　在这个世界上，日本人的个性普遍具极端和强烈，在柔顺与残酷之间游移，温和与激进同在，危险和冲动的思想易于受到鼓舞，而武士亚文化显然处在激进这一侧，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要求风花雪月和附庸文雅。日本之美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狂热而不后悔……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性格的概括——她用《菊与刀》（“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而“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这个书名来象征日本人极端矛盾的两种禀性和价值观。在这种民族性格中，“好斗黩武、倨傲自尊、顽梗不化”等习性，无不深深地打着武士文化的烙印。在日本，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是所有上流阶层日常生活中普遍的信条和实践，茶道、柔道、切腹、在草席上俯伏和在街道上鞠躬行礼、佩刀和交往的礼法、技艺动作的规矩等等，无不纳入于武士道的范畴之内。而在日本流行着“开花当开樱花、做人当作武士”的俗语，充分体现了日本人的国民性。

　　武士精神的本质在于极端和强烈，追求一步到位的作风表现在他们的任何细节中，礼节丰富到过分的地步，对于衣食住行却又不在乎，优雅、镇静、从容、和忠诚、爆发、迅捷极为融洽地体现到一个阶层的身上，轰轰烈烈和平淡如水都是武士道的外在表观。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心中有无限的骄傲，这执着的骄傲不属于自信的范畴，而是源自于日本幕府时代的独特历史造成的，一方面吸收中国儒家（尤其是教条化的宋代理学）文化及禅宗的生死观，对自然世界的细腻体验与人文世界的粗犷行为非常谐和，刻苦坚忍于外，不妥协的力度是武士的底线；灵魂逍遥于内，诗意的浪漫也是武士的应有义，菊花、月亮、醇酒、美人总能够在他们的生命里占据。－－而武士道最核心的就是格外重视“名誉”，对武士而言，名誉比生命更重要，生死一线、生死大义都不过是勘破人生本质后的履行而已，如果需要死便去担当决不苟且偷生，这并不是说武士普通有赴死而往的教条，其实他们更看到生要有价值，不必要的时刻也决不轻言牺牲。武士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性命随时可化为鸿毛，这是因为日本作为岛国地域狭小，没有回旋余地，武士们遇到问题只能像过了河的卒子一样拼命向前。对于耻辱的体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和日本相比。

　　作为武士行动楷模的却是中国的志士，他们格外推崇南宋的忠臣们，如文天祥、陆文夫、张世杰，在大义面前选择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是武士们最正常的反映。江户时代的朱子学者浅见絅斎在《靖献遗言》中列举的八位“本朝武士之鉴”是：屈原、诸葛亮、陶渊明、颜真卿、文天祥、谢枋得、刘因、方孝孺，在这八人中显著的特点是尊皇忠君思想和个人修为，绝对不计较自身利益，本书亦是江户时代武士社会中最畅销的著作。在尚未废除“（武）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实现“国民国家”之前，也就是说在实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冲向对方阵地或战败自杀时，都喜欢高咏文天祥的不朽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前夕的幕末，这本书对“尊皇思想”的鼓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少“志士们”的圣书。这些“志士们”的“不怕死精神”以及“对理想的强烈信仰”的源泉和模范就是这本《靖献一言》。“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胸中，应有着鲜明的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英姿，这支撑了他们的精神，驱使他们进行了力挽狂澜的行动”。藤田东湖、吉田松阴、广濑武夫等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其中藤田东湖的《正气歌》还为幕末的“志士们”所爱唱。也就是说，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明治维新的敌对双方，他们的精神支柱是相同的。日本跻身西方列强行列，主要是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实现的，明治维新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经验，建立并强化日本的工业基础，精神则大抵上是传承了武士道，摒弃的仅仅是亚洲概念，异质文化间的错乱感并不是历史的主流。在热兵器全面替代冷兵器的新旧交替过程，就是1870年代。实际上，1892年以后，作为一个阶层的武士不复存在，但是本来只属于武士阶层的“武士道精神”却被全体日本人所继承。

　　然而武士道以外向型“忠诚”为第一要素，内心的修文往往与赤裸裸的无限忠诚失衡，对他人和他族生命的不尊重和肆意宣泄，骚动的力必多一旦与高层的邪恶结合，不平和就达不到包容和理解，就会造成大规模的血腥，而历来习惯于自上而下思维的现代武士们（所谓的右翼分子）则将一切归结为忠实的爱国，不过有些盲目而已。在笔者看来，近代以后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和周边国家起到的基本上是负面的作用。明治维新使日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200年的近代化道路，而洋务运动则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永久的遗憾。从此以后，中华民族的每次民族灾难中，都有日本残酷而贪婪的身影。当然不可否则，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复苏也是有其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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