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川带着一位部下，还有小豆子和胖胖的中年男人走到周围什么都没有的草地里，把两个被害者放走，等于“解放”了他们。然后，他在沉思中跟部下说了一声“活着比死还难”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做了部队特有的“告别”姿势。部下大喊，“角川兄！”他应该是整个部队里或多或少明白角川痛苦的战友，角川也比较信任他。角川看到他和两个获释的中国人都离开了一段距离后，忽然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的瞬间，终于“解放”了自己。部下回头看，知道了事情的发生，感到悲伤。小豆子和大胖子听到开枪的声音，起初以为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等到发现没事儿，便感到放心，带着笑容走开了。

　　角川的选择是有理由的。角川选择自杀之前说，“活着比死还难”。关于这一点，或许不断向部下们发出无情命令，向战场的被害者们施行残酷暴力的那位角川的上司也有所认知，与角川同样坚信“活着比死掉艰难得多”。

　　坦率说，笔者在观看的过程中早就预料到角川最后会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解放自己的。这也许跟日本人的传统民族性有关。无论如何，一个人在一辈子里做了违背自己信念、原则的事的时候，他会想到以自杀的形式向社会请求谅解，以生命为代价向晚辈留下希望，以牺牲来寻求自己的安慰。在日本“武士道”中，“切腹”是过去比较普遍的自杀方式。角川的行为也许可以与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联系在一起加以理解。

　　笔者只是想相信，当年选择类似角川那样命运的日本兵应该不少，陆导塑造的角川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里，绝不是“个案”。笔者从当年被强迫遣送到中国战场的长辈们那里，亲自听过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心态的……

　　笔者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正视的是，角川的言行、表情甚至选择是否真实？是不是富于真实性的角色？笔者很清楚，通过这部电影的公映，陆导被观众以及舆论批评的，很有可能恰恰是围绕对角川这个“人”的塑造方面。中国人会抱着反感指出：“日本兵怎么可能有人性？！日本兵不是魔鬼吗？！”陆导有意塑造出的日本兵的“两面性”，也恰恰成为《南京！南京！》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中国人甚至日本人如何理解陆导对日本兵两面性的处理？根据笔者的猜测，中国人会认为，陆导描述日本兵不够客观、全面，不能有像角川那样的“人兵”，太给日本人面子了，对日本、对历史过于软弱，不能接受。日本人则会认为，陆导描述日本兵不够客观、全面，把日本兵弄得一塌糊涂，过于残暴和无情，像角川那样的兵应该更多，不能接受。毕竟，中国和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立场是两个极端，作为历史的遗产，心理上的相反将永远存在下去。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后，都有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无法满足各方的需求，疑虑自己吃亏，用日语的方式说，“后味”难免别扭，让谁都感到不舒服和难受。在笔者看来，这一点恰恰是陆导经过精心策划体现出的创新和高明。

　　笔者的思考是，中国和日本的观众应该如何理解陆导给出的启示？他在电影中，有对日本兵、被害者、平民、难民、妇女、孩子、拉贝先生各色人等一举手一投足的描述，但对整个事件残暴的程度、覆盖的广度、表达的力度是会有争议的。有人会认为，描述残暴的程度有些过分；有人会认为，覆盖的面太狭窄；有人会认为，表达的力度不够强硬。尤其在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之间，对这部电影的认识差异是根本性的。不过，笔者想说的是，除了对《南京！南京！》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产生两国民众之间的分歧，加剧相互不信任感之外，我们能不能拥有更加深层的感悟？中国人和日本人了解到战争的残暴性、人类的共同性、人心的脆弱性、生命的可贵性、命运的不确定性后，能不能产生某种共鸣？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知能不能发现一点点重叠的部分？得到某种共同感受是不可能的吗？难道历史认识是永远不会达成共识的吗？假如这部电影只是起到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感情隔阂，深化相互不信任感的作用，笔者认为，陆导的“愿望”不会反映于现实，艺术作品则只好沉淀于艺术本身。

　　但愿陆川导演拍摄的，票房将达到一定数字的《南京！南京！》对公众来说是一种“启蒙”，而不是某种“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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